（受访者提供/图）
2025年的春天，吉井忍从东京回到北京这个她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吉井忍是一位日籍华语作家，她的生命里有20年在全世界游荡：大学时到四川留学，毕业后离开日本去中国台湾做地震后的义工、在法国南部的农场工作、外派菲律宾做新闻编辑，又在中国结婚，辗转生活在上海和北京。2017年，她回到日本东京生活。
这次北京之行，吉井忍参加了自己的新书《格外的活法》分享会。她用了七年时间采访，在书中记录下12个人的活法。采访对象的身份十分多元，有卖鱼老板、独立摄影师、暴走族成员……给予她启发的，并不是这些人的励志故事，而是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智慧。
分享会后的提问环节，有读者向她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牛马’，你有什么人生的建议吗？”
这不是吉井忍第一次听到类似的问题。回到中国后，她发现几乎每一场分享活动的问答环节中都有读者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在之前参加其他书的分享活动时，她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每种生活方式都有自己可爱的地方，叫自己牛马有一点太惨了，我不相信。”吉井忍觉得用“牛马”称呼自己有点自卑，“那样的生活也有一种快乐，反过来说，我这样的生活也有苦的地方。”
回到北京，吉井忍依然喜欢干燥的空气和淡蓝的天空。她住在一间只有8平米大的房子里，过着来去自如的生活。2024年年底，她刚刚结束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自2017年从北京回到东京后，她多次重访中国。她喜欢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她看过电视剧《闯关东》，去过三四次东北，还去小城鹤岗看了看。在那里，她并没有感受到人们常描述的寂寥，也不觉得这里缺少希望。鹤岗早市浓厚的生活气息让她着迷，她喜欢活跃热闹的氛围，“好像全市的人都在那。”对于中国的丰富和复杂，她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随意和坚定的共存。”吉井忍定义。
作为自由撰稿人，吉井忍明白，人可以被多样的方式呈现。面对讲述焦虑的提问，她猜测，或许是媒体对焦虑的强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想法。对于最近中国的状况，她不太理解。许多年轻人想要逃走，但她觉得，无论在哪里，人是逃不掉自我的。
“日本风格”
2008年在上海生活时，吉井忍认识了摄影记者都筑响一。当时，都筑响一在上海拍摄年轻人房间的照片，因此走进了吉井忍的房间。
都筑响一在1970年代进入日本出版业，为男性时尚杂志《POPEYE》撰稿，曾经获得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大学时，吉井忍看过他记录东京居住空间的摄影集《TOKYO STYLE》。这本摄影集里没有光鲜亮丽的家居设计，却记录了东京的普通年轻人狭小且并不精致的房间。
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尾巴上，许多外国摄影师请都筑响一在日本帮忙找拍摄场景时，都希望拍下一种“日本风格”，找到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取景一般的房间。然而，都筑响一没能找到这样的住房，“很大一部分日本人，包括我自己，根本没过过那样的生活。”都筑响一说。身为媒体人，他对媒体保持着警惕：“你一旦看清媒体制造出来的虚构，就能发现庞大的现实。”
吉井忍在世界各地住过三十多个房间，年轻时在日本独自生活时，她的住房谈不上特别。大学期间，她住在平价木造公寓“白桦庄”，毕业后搬进了更便宜的10平米大小的房间，后来又与骑摩托车认识的朋友一起住合租房。她在《格外的生活》中写道，《TOKYO STYLE》一书，反击了“日式”形象。更能代表日本的，不是那些电影般的画面，而是普通人的生活。
外国摄影师追求的“日式”形象与本土文化的错位，对吉井忍来说并不陌生。2025年，在赴广州参加活动的飞机上，吉井忍看完了维姆·文德斯导演的电影《完美的日子》。镜头中的角色去高级居酒屋饮酒，有妈妈桑为他斟酒。在影片中，这样的生活显得自然而日常。吉井忍从中捕捉到了一种关于日本生活的刻板印象，“每个地方都可以那么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居酒屋的。”
刻板印象之外，日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格？都筑响一把日本的“大妈艺术”做成展览，展示中年妇女做的手工。这些在吉井忍看来寻常的物件，经由都筑响一的眼光和文字介绍，“实是很有日本特色。”同样地，都筑响一关注中国的视角也与主流不同。在都筑响一主编的《ROADSIDERS' weekly》杂志中，有一个介绍中华圈艺术家的专栏《freestyle China》。某期后记里，都筑响一写道：“说到中国，（日本）主流媒体就知道谈论政治和金钱，但在那些报道之外，还有如此丰富的日常生活，我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一点。”
摄影记者都筑响一（受访者提供/图）
回到日本时，吉井忍发现身边的人对中国几乎没有了解。有朋友问她，上海是中国的城市吗？来中国留学之前，吉井忍曾经也对中国一无所知。1996年，20岁的吉井忍在东京读书。她的一位朋友在暑假来到中国旅行，一遍遍地向她讲述在丝绸之路上的有趣见闻。那时的吉井忍只知道中国是熊猫之乡，除此之外，毫无概念。直到不久后，她在东京神保町的街头看到去中国学汉语的海报，前往四川大学留学，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
现在，吉井忍用日文为都筑响一的专栏《freestyle China》供稿，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日本。前不久，她在这本杂志上写了鹤岗热闹的早市。而在中国，她用中文书写面向中国读者的文章，“写法上很不一样。”比如，她在名为“钱汤”的公共浴室洗澡，对日本人而言，钱汤的概念谙熟于心，而中文读者却不明所以。因此，她会在中文文章中详细介绍这种日本特色。
吉井忍与都筑响一相识于2008年。多年来，都筑响一在文章和摄影中表现出的感受力和对无名人群的敏锐眼光，让吉井忍感受到一种说服力。她觉得，这样多姿多彩的编辑很少见。在都筑响一身上，吉井忍看到了一种一贯性。有天在图书馆翻杂志时，吉井忍看到了都筑响一在30岁获得木村伊兵卫奖时说过的话：“得知自己获奖的信息时，我在一个洗浴中心看大妈大叔的表演。”在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都筑响一轻飘飘地留下这句有些不屑的话，这让吉井忍感到熟悉。她能想象出，将近30年过去，现在的都筑响一依然会说同样的话。
吉井忍回到东京后，都筑响一去过她的住处。第一次走进8平米大的房间，都筑响一非常坦然，没有因为房间的面积而惊讶。他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房子，对他而言，这个8平米的房间只是无数房间之一，非常普通。
“这里不错，这很好呀。”都筑响一说。
汪楠（受访者提供/图）
裂隙中的人
看到手机上的新闻，吉井忍才知道汪楠又进了拘留所，她有些惊讶。
新闻称，“2023年10月，警视厅搜查一课将涉嫌策划抢劫的‘怒罗权’创始成员汪楠逮捕。”至2025年4月，汪楠仍在被拘留的状态，没有被判刑。拘留所与监狱不同，在拘留所里，汪楠没有朋友，独自一人。他感到无聊，有时候会托吉井忍他们送书进去。
汪楠是在日华人，也是华人暴走族“怒罗权”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日本的收容所和监狱中共度过了20年时间。2000年，汪楠和朋友在夜间侵入暴力团的办公室偷走存折，第二天到银行取款，再把存折放回原位。而后，汪楠被捕。在法庭上，他拒绝道歉或反省，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14年，汪楠出狱。
送书的组织名叫“回归本来”，是汪楠在出狱后组建的非盈利组织，通过寄书的方式让监狱中的囚犯与外界保持联系。对汪楠而言，监狱中的13年相当残酷，他始终与外界保持沟通，靠着朋友、家人和志愿者的鼓励坚持下来。“看书就能够明白别人的思考方式，透过寄书和信件的往来恢复对别人的信任，这是建立与外界关系的一个基础。”汪楠说。有时，回归本来会发行会员期刊，据说在监狱中很受欢迎。
这些年里，吉井忍偶尔会参加回归本来每月两次的常规活动。在东京都江户川区的事务所里，志愿者整理书籍，扫码、存档，按监狱里的会员的需求寄书。有些书是各地的捐赠，有些则是志愿者在亚马逊上买的二手书。回归本来一年的会员费是两千日元，经济困难的会员可以免会员费。吉井忍发现，每次参加活动，汪楠都在事务所里。他一度住在事务所，搬出去后仍然会在事务所出现，负责指挥调度、整理书籍、邮寄图书。
吉井忍对汪楠的采访在一栋公寓中进行，采访期间，汪楠正忙于装修这里的一套房子。他用低价的装修作为交换条件，让房东把房子租给刚刚出狱的人。在汪楠工作时，吉井忍偶尔也搭把手。
“我愿意相信他，”吉井忍说，”决定采访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对方。”汪楠和吉井忍都会说流利的中文和日语，但在采访时不知为何，汪楠一直与吉井忍说着日语。在吉井忍的回忆中，汪楠的讲述十分朴素，并不是表演的状态。在回归本来的志愿者中，有人因为他讲故事好玩，常去参加寄书的活动。
在汪楠的讲述中，他对自我的理解和对他人的观察系统且完备，而他的过往经历却破碎不堪。年少时，汪楠的父母离异。1982年，他的父亲与一名日本遗孤再婚，以坐船的理由，把汪楠带到了日本神户港。汪楠回忆，年少时在中国，他的成绩优异，是家喻户晓的神童。但到日本后，他与同为遗孤二代的同学被人排斥和欺凌，“本来在家乡过得好好的，怎么被骗到日本之后又得过这么难受的生活呢？”
汪楠创办的送书机构里堆着可供监狱囚犯借阅的图书（受访者提供/图）
1986年，包括汪楠在内的12个感到孤独的华人学生成立了“龙的传人”小组。一年后，小组改名为“怒罗权”，意思是“对日本社会的愤怒、成员之间的团结以及生活的权利”。后来，威胁、暴力取代了“怒罗权”报复欺负遗孤二代的日本人的目标，组织与黑社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18岁那年，汪楠进入管教所。他用一年读完了管教所里的三四百册书，因为父亲和继母没有接他出去，原本只需要被管教10个月的汪楠直到第二年才离开管教所。
“他明显是一个活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人。”吉井忍说，“人有两面性，每个人都有，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一个人，你永远是抓不到他的感觉。”吉井忍避免用罪犯这种固定的看法看待汪楠，而是选择自己的判断，“我想看眼前人的状态。”
出狱后，汪楠帮助了许多监狱中的罪犯。在别人的处境中，汪楠看见了自己；而在汪楠的处境中，吉井忍也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汪楠的处境与历史、家庭有关。吉井忍意识到，“当我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也在历史的角度当中。”
把新书《格外的活法》寄给正在拘留中的汪楠后，吉井忍收到了他的反馈。汪楠已经读完了这本书，看得很认真。
汪楠说，书写得很好，他也获得了安慰。
吉井忍和她的八平米小屋（都筑响一/图）
格外的，固定的
2017年，吉井忍的婚姻结束，她从北京朝阳区搬回东京，“像一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对吉井忍来说，在异国居住十几年后，东京已从故乡变他乡。在东京的朋友已不常联系，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她的生活要重新开始。
起初，吉井忍先后住在东京郊区和茨城县的大房子中。发觉自己需要大城市的生活后，她决定回归东京。她搬回东京都，住进一套8平米的小房子，从这里走路就可以到新宿。她把这段生活写在《东京八平米》一书中，以小房子为锚点，观察自己在房子内外的生活。
吉井忍觉得，生活有不同的面向，只是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只呈现某一面的自己，“有点不诚恳。”在《东京八平米》一书中，她如实地描述自己回到东京后的生活节奏：走出8平米的小房间，她拥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去看电影、参观美术展览，每月不必为房子工作太久。而小房间没有浴室、冰箱、燃气和洗衣机，她需要走出家门去钱汤洗澡，在洗衣小铺洗衣服，也没法烹饪和保存太多的食物。
有时，她会走进家附近的喫茶店、咖啡馆和面店，与店主、顾客聊天。她把大泽先生的咖啡馆当作自己的避风所，暂时避开外部世界，在他人的经历中安放自我。当意识到这一点时，吉井忍知道她需要面对现实了。
咖喱店打工的同事是音乐人，偶尔在深夜进行“路上演出”（吉井忍/图）
20岁出头时，吉井忍同样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临近毕业，她收到了许多公司的资料，因为名字中的“忍”字常用在男生名中，她被当作男生，收到了比其他女同学更多的招聘考试信息。那时的社会氛围很宽松，吉井忍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找一份主流的工作，而是做了一个轻松的选择。
她有几份工作：在便利店收银、在中华料理店端盘子、在爵士酒吧打工。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上班次数，有些工作一周上三次，有些一周上四次，而每天的日程就是不同工作的排列组合。在半夜临时起兴时，吉井忍和朋友会骑着250CC的摩托车去泡温泉。这样的生活虽然轻松，但她仍觉得，自己总有一天得找到某个东西。
看着当时拿到了录用通知书的同学，吉井忍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仿佛自己错过了某件珍贵的事情。她想起自己的父亲，盖了两栋房子，送两个女儿读私立大学，带家人外出旅游……进入社会后，吉井忍才意识到，这些父亲做过的事情，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做到。她并不否定这种主流的生活，上班时间辛苦些也是牺牲了自己的一个部分，“但这好像是挺公平的一种交换。”与那些格外的生活相比，主流的生活是更难去书写的。
“离开日本二十多年后回国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的意义？”回到东京的吉井忍仍然在寻找。
作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似乎就是拥有其他生活的一种选择，本地社会也是如此理解和期待的。回到日本，吉井忍希望寻找到一个与她类似的人，或者是可以参照的人。于是，她开始采访。最初，她的想法并不明确，觉得某个人有趣就会过去采访。如今回头看，她剖析当时的心理是希望找到一个处境类似的人，并让他接着说下去。
如今，吉井忍一天的生活有不同的过法。她有时一整天不与人接触，有时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一整天看书写稿。她在一家咖喱店打过工，当店主因为新冠病毒失去嗅觉后，咖喱店关门了。2024年，她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一周只做两天，每次在早上做一个小时。早上起床后，她先去健身房做体操，接着洗澡、打工。不打工的日子，她会直接开始工作，有时去买东西或看展览。这份工作，并没有影响吉井忍的生活节奏。最近，咖喱店的同事邀请她去一家三明治店工作，她还在考虑，因为距离有些远。
在现在的房子里，吉井忍至少还要再住两年。至今，东京的八平米是她住过时间最长的房间。她看到邻居在家中孤独死，觉得也还行，“消失的过程也是蛮爽的吧，不那么糟糕。”
带给她危机感的是，八平米附近的木造公寓渐渐被拆除，建起崭新的水泥房。以前，那些年长的邻居会与她打招呼，而现在新搬进来的年轻夫妻不再跟她打招呼，“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可疑，这么小的房子，她每天也不上班，起床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突然消失两三个礼拜又回来，到底这个人干什么呢？”
在咖喱店打工时，吉井忍认识了一些年轻的朋友。她观察到，这些年轻人并不焦虑，也不向往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是想过得舒服，“他们对社会的兴趣没那么大。”在经济下行30年的日本，年轻人不再有吉井忍父辈一代那样的气魄——那一代人有一种共同的理想，他们想象人和社会能更好。
回到中国，吉井忍感受到了社会氛围的波动。新冠疫情后，一切平静下来。“面对自己也好，或者是面对社会也好，可能思考的时间比较多，大家感觉到焦虑也是蛮正常的。”
“面对焦虑也是面对自我的方式，社会是不断变化的状态，焦虑感也不会一直有的。所以，先好好面对吧。”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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